据说真理是越辩越明。这句话如果是在为论辩的过程寻找合理性，我们就可以同意。为一件事、一种想法大家讨论讨论，互相启发，这很愉快；如果说真理越辩越明是在描述论辩的必然结果，我们就不大敢同意。我从小长到大，看到越辩越糊涂的事情太多，而且越是当初以为辩明白的，往往事后错得也越离谱。这是有历史为证的。但是这话也不能反过来说，比如就不能说成真理不辩自明。要是有谁说这种话，他的手里往往有枪。
语言和权力总是相关的。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古人这句话如果是说当兵的脾气暴躁脑筋不灵听不懂道理，就很无聊，不过是看不起人。秀才能言善辩的本事也因此大打折扣，就好像碰见了智障，自己也跟着智障了一样，连自己的道理也说不清。问题是当兵的当然不都是智障，还有很多聪明人。这一来情况就复杂了。比如一种情况是兵有自己的道理，跟秀才讲，秀才糊涂，听不懂，反怪对方说不清。或者虽然听清了，不同意，又辩论不过，反怪对方手里有枪。其他可能的情况是：秀才原本想跟兵说理，可一看见枪，就晕了，改成了磕头；兵原本也要听秀才说理，也好长长见识，秀才说的理却是有枪好办事儿，这个道理当兵的懂，也就不爱听了。所有这些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，就是秀才和兵没有说到一块儿去。要是说到一块了，情况就大不一样。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：总有一部分秀才能跟兵说到一块儿，然后秀才也就成了兵。成了兵的秀才因为手里有枪，和别的秀才辩论起来就比较容易说清道理。于是秀才都想当兵，也就分成了暂时拿着枪的秀才和想拿枪拿不着的秀才。手里没枪的秀才之间的争论，也去找当兵的评理，当然是指望当兵的用那杆枪支持自己，消灭对方。中国古时候这种故事就很多，比如李斯，就是借秦始皇之手焚书坑儒使自己当上天下第一知识分子的。形成了传统，一直延续下来。
远的不说，就在20年以前，中国的笔墨官司就几乎都是性命攸关的官司。本来是学术的，却都有关了生死，争起来就直取对方首级。过手几招，必要血溅三尺方觉爽快。普遍的方法是先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，这样就等于告诉大家他手里有枪。然后宣布对方是修正主义或干脆就是资本主义，是敌人。这样争论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获胜的一方因为成功地制造并且消灭了一个敌人，会成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合格战士，手里就有了持枪证。双方都这么说，就有点像赌命，不像学术讨论，谁该下地狱就有些纠缠不清。于是就得请示领导，领导再去请示领导的领导，申请个最终裁决下来，将一方送到新疆或是北大荒，一枪打掉对方说话的家伙，领得一张枪证，疑问才算解决。
问题是领导也是人，喜怒哀乐也有些无常，因此错杀错判也是有的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，这个方法不好，就不再老是去找领导。领导也比过去开明。刘震云的小说里写过这样一个村长，两个年轻人因为争夺一个姑娘打架，来找村长评理，村长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他们继续打。现在的领导对文人一般都采取这样的方法，不再给谁发持枪证，连烧火棍也不发。这是文人自己争来的，却发现原来断了自己的路。文人对这种境遇似乎并不都满意，手里没枪，人就很边缘化，活起来很没意思。秀才间的嗜血杀伐原来有个出口，可以一展宏图，也就未必是因为私仇。如今嗜血的本性还在，但出口却没了，只剩下私仇。秀才离不了兵，就爱把对手往法院送。这里面有个原因，就是如今的领导不杀人了，改由法院杀。这也是进步，因为法院杀人是按照条文行事，有很多规矩和程序，这样杀起来大家都觉得踏实。但文人上法院，如果是为文章的事争讼，就不一定是进步。因为大多数还是要公报私仇借刀杀人。送不了你去北大荒，让你心痛欲裂地掏掏腰包，用公文宣告你是个品德低下的人，也还是很有快感的。
我小的时候打过几年篮球，因为队员都是从各校选拔的尖子，在同龄人中就找不到对手。教练看不得我们轻狂，决定要杀杀我们的锐气，就让我们去和足球班比足球。对手是大家后来熟悉的任嘉庆、杨朝晖他们，结果自然很惨，惨到了让我现在也不愿意支持宽利队。我们很不开心，可我们的教练很开心。我们的教练用这件事情向我们说明了艺无止境的道理，当时我们还小，就信了。从此爱在篮球场踢足球，结果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打好了篮球。现在想想，还是教练不对。想让我们知道艺无止境，该让我们跟国家篮球队去打才是。大家都用手，才好比出高低，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。文坛上的争论也该是这个道理。有人写文章对你不恭，你也该用文章让他服气或者给他教训。拉到法院，让法官去杀对手的威风，即使教训了对手，法理也与文理不同。好像打篮球的被踢足球的教训了一样。两人为打赢官司，都学了不少法律，可以改行当律师，文理上却不会进步，反倒抢了别人的饭碗。
我说这些话的意思，并不是反对文人为文章的事打官司。说到底，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官司的输赢只与双方的面子和钱包有关，而与文章的是非无关。除非法官也是个文人，大家一起来讲文理。可这看上去又像是个研讨会，不像是法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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